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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服貿、貨貿、ＴＰＰ──為什麼支持？為什麼質疑？

沒有全面開放，就等於鎖國？揭露全球經濟自由化的三角矛盾

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步伐愈跨愈大火鍋吃到飽 大園，反對聲浪也從未平息，儘管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化的信徒不再那麼自信滿滿，但這股趨勢依舊強勁，只是早就化整為零，轉為各種區域經濟協定。

貿易與金融自由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些年的危機與風暴又是如何釀成？如果全球經濟自由化已經是難以逆轉的過程，我們又該選擇哪一種模式？

羅德里克是研究政治經濟學與經貿全球化的重量級學者，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與二○○八年次貸危機之前皆發表過專論批評。他從三百年來的經貿史開始，指出市場與政府的共生關係，清楚說明經濟自由化的架構及發展，並解析其影響與限制，從而提出他最具價值的洞見，也就是世界經濟必然要面臨的三難困境：我們無法同時追求民主、國家自決與經濟全球化。他認為，當經濟全球化與各國主權及內部民主相抵觸，應以後兩者為優先，一旦犧牲後兩者來迎合前者，則全球經濟必然不穩定，終將崩潰。他認為我們需要的是聰明的全球化，而不是最大程度的全球化。

羅德里克的文字脈絡清晰、幽默雄辯，立論獲得極高讚譽，是瞭解我們當前處境及未來方向的重要參考。

如果想要避免金融危機，以及導致開放市場遭受反撲的不公平貿易手段，本書應該列為必要讀物。──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末日博士危機經濟學》（Crisis Economics: A Crash Course in the Future of Finance）共同作者

絕對是近來探討全球化困境的最佳著作......他為我們提出的堪稱是全球化、經濟發展、民主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本書提供的樂趣在於跟著一位心思周密而且慎思明辨的智者設法破解一道複雜的謎題。──庫特納（Robert Kuttner），《美國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

儘管羅德里克所傳達的內容既精微又嚴謹，同時運用了歷史、邏輯思辨和最新的經濟資料，但他成功以簡單有力的文字表達出來，任何讀者都能夠看懂......是對亞當．斯密著名觀點的重要補充。──佩爾斯坦（Steven Pearlstein），《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本書處理了全球化這個當前時代最重大的議題，並以極具說服力的言詞擴大了有關全球合作範圍與限制的辯論。──布朗（Gordon Brown），前英國首相

羅德里克可能是不斷針對全球化提出告誡的人士當中最著名、心思也最周密的一位。在《全球化矛盾》裡，他認真探究極端全球化是否會破壞民主，以及民主是否也會破壞極端全球化。讀這本書，你絕對也會想一探究竟。──布蘭德（Alan Blinder），前美國聯準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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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丹尼．羅德里克 Dani Rodrik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研究領域涵蓋全球化、經濟成長與發展，以及政治經濟學。獲頒美國社會科學委員會首屆赫緒曼獎（Albert O. Hirschman Prize）、列昂惕夫經濟思想促進獎（Leontief Prize for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of Economic Thought）。著有《全球化走太遠了嗎？》（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一種經濟學、多種配方：全球化、制度與經濟成長》（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經濟學規則：陰鬱科學的對與錯》（Economics Rules: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the Dism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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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介紹

  
  
  
  
  陳信宏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獎、梁實秋文學獎及文建會文學翻譯獎等翻譯獎項，目前為專職譯者。在衛城譯有《非商業旅人》、《亞瑟的悲劇》、《美麗與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史》。
  
  
  
  

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目錄導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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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次
  
  引言：重新框架全球化論述
  
  1. 市場與國家：歷史映照下的全球化
  
  2. 第一波大全球化的興衰
  
  3. 為什麼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自由貿易的理由？
  
  4. 布列頓森林、關貿總協與世貿組織：政治化世界裡的貿易
  
  5. 金融全球化的愚行
  
  6. 金融的狐狸與刺蝟
  
  7. 富裕世界裡的貧窮國家
  
  8. 熱帶地區的貿易基本教義
  
  9. 世界經濟的政治三難問題
  
  10. 全球治理是否可行？是否值得追求？
  
  11. 設計資本主義3.0
  
  12. 明智的全球化
  
  後記：一則成人的床邊故事
  
  注釋
  
  誌謝
  
  

引言：重新框架全球化論述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出版了一本小書，叫做《全球化走得太遠了嗎？》（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幾個月後，泰國、印尼、南韓，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家的經濟就陷入殘破不堪的境地，成為一場巨大國際金融變動的受害者。在此之前，這些國家都享有長達數十年的快速成長，也成了國際金融界與發展專家心目中的寵兒。不過，國際銀行與投資人卻突然間認定這些國家不再是存放資金的安全地點。資金因此急促撤離，貨幣劇貶，企業與銀行破產，這個區域的經濟也隨之崩潰。亞洲金融危機就此而生，首先擴散到俄國，接著到巴西，最後達到阿根廷，連帶也導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這個勢力龐大而且備受仰慕的避險基金不支倒閉。

我也許可以為自己的先見之明以及時機掌握精準而沾沾自喜。我那本書之所以終究成為其出版機構（位於華府的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銷售冠軍，我猜想部分原因是國際經研所向來以堅定倡導全球化著稱。這有點像是反共的尼克森訪問中國所造成的矚目效果。對於全球化的疑慮來自一個出乎意料的角落，自然比較容易吸引目光。「支持全球化的智庫出版了一位哈佛教授的研究著作，警告全球化其實沒有一般宣稱的那麼美好」--啊哈，這可值得注意了！

可嘆的是，我的眼光其實一點都不準確。我那本書對於金融市場正在醞釀的危機根本視而不見。實際上，我不僅沒有預見到即將來臨的金融風暴，甚至還決定把金融全球化--每天於全球市場交易的那些價值高達數兆美元的貨幣、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他金融資產--徹底排除於那本書的探討範圍之外，而把焦點聚集於國際商品交易對勞動市場與社會政策造成的難題。我擔心國際貿易與外包的興盛將會導致不平等現象惡化、提高勞動市場的風險，並且侵蝕各國內部的社會契約。我指出，這些衝突必須藉由更廣泛的社會計畫與更好的國際規範予以管理。我之所以決定寫那本書，原因是我在經濟學界當中的同事都對這種擔憂嗤之以鼻，以致錯失了以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參與公共辯論的機會。我相信我當時的看法是正確的，而且整體經濟學界在那之後也已大幅趨近我當時表達的觀點。可是金融全球化的缺點？那時候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的幾年間，我的研究愈來愈轉向理解金融全球化的運作方式（以及失能之處）。因此，國際貨幣基金在十年後邀請我針對這項主題提出研究，我覺得自己已經做好準備。我在二○○七年與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合寫的論文，標題是〈金融全球化為何令人失望？〉。【1】金融全球化承諾能夠協助企業家募集資金，並將風險轉移給經驗深厚且較具承擔能力的投資人。開發中國家受益可望最大，因為這些國家缺乏現金，容易受到各種衝擊，也比較無力分散風險。結果卻不是如此。表現比較好的國家（例如中國）不是獲得資本流入的國家，而是借款給富國的那些國家。仰賴國際金融的國家通常表現得相當糟糕。我們的論文試圖解釋為什麼解除全球金融束縛的做法沒有為開發中國家帶來好處。

那篇文章才剛付印，次級房貸危機隨即爆發，席捲整個美國。房市泡沫破裂，以房貸支撐的資產出現價格崩跌現象，信貸市場枯竭，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在短短幾個月內集體自殺。政府不得不介入，首先是美國，接著其他先進經濟體也紛紛跟進，做法包括實施巨大規模的紓困方案以及接管金融機構。金融全球化是這場危機的核心因素。房市泡沫以及因此興起的高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受到亞洲國家與石油國家的超額儲蓄添柴加火。這場危機能夠從華爾街輕易擴散到世界各地的其他金融中心，就是金融全球化促成資產負債表摻和成一團所導致的結果。再一次，我又忽略了即將在不久之後爆發的更大事件。

當然，不是只有我這樣。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經濟學家都忙著讚譽金融創新，而不是強調各種未受規範的金融活動、所謂「影子銀行系統」的成長所來的危險。如同在亞洲金融危機當中，他們也忽略了危險徵象，對相關風險置之不理。

這兩場危機都不該讓人覺得完全出乎意外。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分析研究，歸根究底的結果是：在金融資本能夠自由流出流入一個國家的情況下，政府如果試圖掌控幣值，將會導致危險的後果。只要是稍有聲譽的經濟學家，都不可能不懂得這一點，不用等到泰銖於一九九七年八月遽貶。次貸危機也產生了大量文獻，而鑒諸其龐大規模與造成的重大影響，未來無疑還會有更多文獻出現。不過，有些關鍵結論並不難預見：市場很容易趨於泡沫化，不受規範的資金槓桿會導致整體風險，欠缺透明性會削弱信心，早期干預在金融市場衰敗之際是至關緊要的事情。我們不是早自十七世紀著名的鬱金香狂熱以來就已經知道這一切了嗎？

這些危機之所以會發生，不是因為不可預料，而是沒有預料到。經濟學家（以及那些聽從他們意見的人）對於他們當時偏好的論述燒烤 平鎮太過自信：認為市場是有效率的，金融創新能夠將風險轉移給最有能力承擔的對象，自律的效果最佳，政府干預是缺乏效率且有害的做法。他們忘了還有其他許多方向極為不同的論述。傲慢造成盲點。我雖是金融全球化的批判者，卻也免不了落入這種陷阱。跟經濟學界的其他人一樣，我也太輕易認定謹慎的規範與中央銀行政策已在先進經濟體當中樹立了足以抵擋金融恐慌與崩潰的屏障，剩下的問題僅在於將類似的安排帶入開發中國家而已。我的論述細節也許有些不同，但仍遵循同樣的大方向。

疑慮四起

處於全球體系邊緣的國家（例如泰國與印尼）一旦被捲入金融危機，我們就把問題歸咎於那些國家本身，指責他們未能適應體系的嚴格規定。但身在體系中心的國家也一樣遭到危機吞沒之後，我們就怪罪體系，聲稱已到了修正體系的時刻。二○○八年擊倒華爾街並且令美國與其他工業大國屈膝的金融海嘯，已經帶來一股追求改革的新狂熱。那場危機引發了對於全球資本主義（至少是我們在過去二十五年所經歷的那種全球資本主義）是否能夠長久存續的強烈質疑。

當初有什麼作為可以防止金融危機發生？問題出在哪裡？是肆無忌憚的房貸放貸者，揮霍無度的借款人，信用評等機構的缺失，金融機構槓桿操作過頭，全球儲蓄過剩，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太過寬鬆，房利美（Fannie Mae）與房地美（Freddie Mac）獲得的政府保證，美國財政部對於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rns）與美國國際集團（AIG）的解救，還是美國財政部拒絕為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紓困，抑或是貪婪、道德風險、管制太少、管制太多？這些問題的辯論目前仍然相當激烈，而且無疑也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宏觀來看，這些問題針對的不過是細節而已。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的基礎論述已經喪失了可信度與吸引力。現在恐怕沒有一個決策人士會相信金融創新是一股促成社會福祉的強大力量，也不會相信金融市場的最佳管理方式是透過自律，或是政府可以任由大型金融機構為自己犯的錯誤付出代價。我們需要一套新的論述，來形塑全球化的下一個階段。這套新論述愈是思慮完善，我們的經濟就會愈健康。

全球金融不是論述失去說服力的唯一領域。二○○八年七月，在次貸風暴醞釀期間，為了減少國際貿易壁壘而舉行的全球談判就在各方的憤怒與指責之下陷入破裂。由世界貿易組織（WTO）舉行的這些談判稱為「杜哈回合談判」，自從二○○一年就已展開。在許多反全球化團體眼中，這些談判已成為跨國企業剝削勞工、貧農與環境的象徵。這些談判雖然經常成為攻擊目標，最後卻是失敗於比較平庸的原因。以印度與中國為首的開發中國家認為，美國與歐盟提供的誘因不足以讓他們取消自家的工業與農業關稅。重啟談判的努力雖然持續不斷，世貿組織卻似乎已不曉得該怎麼強化其正當性，也不曉得該怎麼讓自己再度獲得國際社會的重視。

這個世界的貿易制度與金融制度在一個重要面向上有所不同。貿易關係體系的衰敗不會在第二天就造成一場大風暴。國家一旦覺得貿易規則太過束縛，不再合乎他們的需求，就會找尋方法違抗那些規則。由此造成的效應通常比較細膩，在從多邊主義與無差別待遇等基石原則逐漸退縮的過程中，這些效應才會慢慢隨著時間顯現出來。

開發中國家向來抱怨這個體系有損他們的利益，因為規則都是由大國制定。無政府主義者、環保人士、工會支持者與進步派人士偶爾也會因為明顯的理由而結合起來共同反對全球化。不過，近年來真正的大新聞是富裕國家對這些規則也不再感到滿意。經濟大國的民眾（例如美國）對於經濟全球化的支持度遽然下滑就反映了這種新趨勢。在國家廣播公司（NBC）與《華爾街日報》共同舉行的調查當中，認為全球化對美國經濟有利的人數比例大幅下滑，從二○○七年六月的四二％降到二○○八年三月的二五％。令人訝異的是，這種擔憂也開始出現在愈來愈多的主流經濟學家身上，他們現在都紛紛對全球化號稱有益無害的優點提出質疑。

於是，戰後時期代表性經濟學教科書的作者、已故的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就對他的經濟學家同僚提醒指出，中國在全球化上的得利很可能會由美國付出代價；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

引言：重新框架全球化論述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出版了一本小書，叫做《全球化走得太遠了嗎？》（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幾個月後，泰國、印尼、南韓，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家的經濟就陷入殘破不堪的境地，成為一場巨大國際金融變動的受害者。在此之前，這些國家都享有長達數十年的快速成長，也成了國際金融界與發展專家心目中的寵兒。不過，國際銀行與投資人卻突然間認定這些國家不再是存放資金的安全地點。資金因此急促撤離，貨幣劇貶，企業與銀行破產，這個區域的經濟也隨之崩潰。亞洲金融危機就此而生，首先擴散到俄國，接著到巴西，最後達到阿根廷，連帶也導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這個勢力龐大而且備受仰慕的避險基金不支倒閉。



我也許可以為自己的先見之明以及時機掌握精準而沾沾自喜。我那本書之所以終究成為其出版機構（位於華府的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銷售冠軍，我猜想部分原因是國際經濟研究所向來以堅定倡導全球化著稱。這有點像是反共的尼克森訪問中國所造成的矚目效果。對於全球化的疑慮來自一個出乎意料的角落，自然比較容易吸引目光。「支持全球化的智庫出版了一位哈佛教授的研究著作，警告全球化其實沒有一般宣稱的那麼美好」——啊哈，這可值得注意了！



可嘆的是，我的眼光其實一點都不準確。我那本書對於金融市場正在醞釀的危機根本視而不見。實際上，我不僅沒有預見到即將來臨的金融風暴，甚至還決定把金融全球化——每天於全球市場交易的那些價值高達數兆美元的貨幣、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他金融資產——徹底排除於那本書的探討範圍之外，而把焦點聚集於國際商品交易對勞動市場與社會政策造成的難題。我擔心國際貿易與外包的興盛將會導致不平等現象惡化、提高勞動市場的風險，並且侵蝕各國內部的社會契約。我指出，這些衝突必須藉由更廣泛的社會計畫與更好的國際規範予以管理。我之所以決定寫那本書，原因是我在經濟學界當中的同事都對這種擔憂嗤之以鼻，以致錯失了以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參與公共辯論的機會。